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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的丧子之痛
2006年8月10日，以色列最著名的三位作家大卫·格罗斯曼，AB·耶和舒亚和阿莫斯·奥兹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恳请以色列政府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然而，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奥尔默特还是在停火协议到来之前下令在黎巴嫩发动最后一场袭击。
8月12日，大卫·格罗斯曼的小儿子，在以军服役的尤里在这场袭击中被炸死。尤里生前很高兴停火协议达成了，这个马上就要过21岁生日的年轻人即将退役，准备回家过安息日，然后策划环球旅行，还要学习戏剧，像他爸爸一样从事艺术。
大卫·格罗斯曼，这位以色列最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比肩东方主义思想家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作家，也是以色列文坛中最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他的儿子却在一场最荒谬的战役中遇难。
“这件事让我更加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意识到人们为之付出的代价。”本周，大卫·格罗斯曼来到了北京，参加书虫国际文学节，在接受《新京报》和其他四家英文媒体采访时，他如此说。
格罗斯曼还创作了多部儿童文学，他说，当儿子才3岁时，从幼儿园回来后问：大家都在说“大屠杀”，这是什么意思？格罗斯曼说自己从那一刻起便意识到，一旦向儿子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他对父母、家庭、社会，所有的视角，以及他的纯真都会发生改变。
孩童的视角成为他审视历史的重要切入口。在二战题材的《证之于：爱》中，他描写了一个8岁的小男孩试图寻找“纳粹野兽”的故事。“纳粹野兽”存在于任何一个生物中，如果喂得好，就会跑出来。”这个意味深刻的故事中，人们读到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罪恶”，也看到了“爱”对于人性弱点的填补。
尽管关注政治，格罗斯曼写的都是普通人。“我热衷于写家庭里的故事。人类生活最大的戏剧，最深刻、最重要、最关键的故事，并非发生在宫殿里，而是发生在厨房、卧室和孩子的房间里。”
大卫·格罗斯曼用希伯来文写作，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最新作品中文版将于今年秋季推出。
【作家访谈】
巴勒斯坦妇人像祖母
新京报：你以关注人类崇高的一面而闻名，你真的相信人性本善吗？
大卫·格罗斯曼：我相信人性的本质是善的。但我们看周围环境对我们人性造成的影响：在同一个环境下，我们可能会变得好战，气势汹汹，但同样，我们也可以变得理性，乐观。在我们的领域尤其是巴以地区，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我们会看到战争是如何让人们变得狭隘的，让人性局限到最黑暗的角落，但我们其实还有别的选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我们可以更宽容。
新京报：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大卫·格罗斯曼：我在写《黄风》的第一天，第一次去了难民营，99%的以色列人从未去过那儿。我记得那是1983年的一天，我站在那儿，没有穿制服，没有枪，人们把我包围起来，很猜疑地看着我。年轻人甚至质问我：你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我说我是来聊天的。对于那儿的很多巴勒斯坦孩子来说，我是他们见过唯一的除以军之外的以色列人。
新京报：我看到你在书中写到了一个老妇人。
大卫·格罗斯曼：那些巴勒斯坦人围着我审问了三个小时，我害怕极了。直到一个老妇人从男孩群中穿了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亲爱的，来，跟我来。她知道我只是想来沟通的。我记得她的脸，充满了皱纹，像极了我的祖母。我的祖母也是难民，她是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从波兰纳粹魔爪那儿逃到了以色列，生活非常贫穷。
新京报：很多人不明白，你为何把巴勒斯坦老妇人和你的祖母相比？
大卫·格罗斯曼：当你走进巴勒斯坦难民营，看到你的“祖母”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你都明白了。
艺术家参与政治
新京报：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大卫·格罗斯曼：对我而言，写作是为了了解成为另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保护自己不要暴露在另一个人的辐射之中。我写作的时候，却希望自己是被所写的人物所“占据”。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我需要了解巴勒斯坦人的感受，了解当他们被以军羞辱，自尊受到损害，感到害怕时是什么感受。
新京报：在你看来，艺术家能有何作为？
大卫·格罗斯曼：五年前，以色列的一些媒体、艺术家、音乐家、作家、戏剧家曾联手起来呼吁巴以政府在同时道歉之后重启停火协议。当时人们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天真的疯子。人们会更倾向于认为，艺术家没法对政治提出意见，他们更宁可相信由士兵决定政治。
影响有20年的时间差
新京报：如果这些作家、艺术家不存在，巴以冲突的情况会有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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