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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德国著名学者斯宾格勒的政论集《决定时刻》，再回想起我们异常熟悉名字但是很少读其内容的《西方的衰落》，就会产生一种想法，对于斯宾格勒本人来说，更加看重的是哪一本。虽然《西方的衰落》给斯宾格勒带来世界声誉，而《决定时刻》则仅仅在德语世界略有反响，但是在斯宾格勒的心里，我觉得更重后者。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除了极少数之外，读者往往就是作者的敌人，把自己的颜色涂抹在作者脸上的人。与斯宾格勒极为相似的，例如章太炎。作为民国元勋之一，此公平生最为得意的是其政论，而不是国学文章。中华民国国名，就取自他的《中华民国解》。此公之外的人，皆以为太炎国学文章出色，而其政论属于怪诞。环视民国诸元勋，除了孙中山勉强可以望章太炎项背之外，其他人在民国奠基以及继往开来之政治思想上，皆无立法者风范。其文幽远，对历史有塑造能力。章太炎较之孙中山，还有一种不断超越的已经生成秩序的渴望，也就是具有先知预言的大格局。
章太炎是民国之素王。知识分子要立功立德立言三者兼具，通常在大革命中才有可能，在大革命方能以言立功。大革命具有新生和自由创新的性质，如此章太炎等方可以在大白纸上规划。
若在改良时代，立德立言可以做到，而立功则必须道统顺服于政统，投靠君王，从孔夫子以降，所有改革都没有成功。斯宾格勒的命运也是后者，《西方的衰落》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巨大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掌执教席，但是他一概拒绝。斯宾格勒从中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下一步就可能进入政界，施展政治理想，由立言到立功。斯宾格勒拒绝之后，一直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争论写作自适。
《西方的衰落》与《决定时刻》有个最明显一脉相承的地方，那就是斯宾格勒洞察人间历史世事人情的天眼。《西方的衰落》是天眼洞悉欧洲文化史，而《决定时刻》是天眼观察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世界的激情与冲动。《西方的衰落》是历史的占卜术，恶的预言书，那么《决定时刻》则是未来时局的占卜术，同样是残酷的预言书。
几乎没有超出政治总体性的精神。文化与政治，政治是决定性的，而文化不过是对镜贴花黄。读着《西方的衰落》，尤其是下卷，我们可以看到斯宾格勒口中的文化，不过是以文化形态表达的政治。斯宾格勒大学毕业之后，对历史和时势的敏感，使他对政治问题产生兴趣，他决计写一本题为《保守与自由》的政论著作，以讨论当时欧洲所发生的国际性事件。但是随着思考的与深入，他感觉到，在历史和现实流变的背后，似乎有一种超乎当下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命运在发生作用。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1922年修订版前言中骄傲的宣布，他的书不为只会帮弄定义而不知命运为何物的人而写作。
斯宾格勒将命运与西方文化捆在一起，于是有了《西方的衰落》。因而可以说，虽然《决定时刻》等政论晚于《西方的衰落》出世，但却是《西方的衰落》的母亲或者子宫。1918年斯宾格勒在写一篇政论的时候，灵光一闪后一鼓作气写就了《西方的衰落》上卷《现实与形式》。
《决定时刻》是一种为未来的人而写的德国政论，是基于人类历史与血气条件而对德国人的生命提出要求的写作。1933年他出版《决定时刻》，是出于对德国法西斯纳粹政治狂热的警惕。
斯宾格勒具有巫师的现代面具。先知的预言书，在于希望与安慰，即使最为严厉的谴责，也预留了希望与安慰。残酷的或者恶的预言书则不然，在于无望与威逼，因为是巫师之书。
斯宾格勒迫使德国人绝处逢生，于死地杀出生路。斯宾格勒说，我没有为未来提供希望的图景，更不会突出实现未来图景的计划，而只是勾勒了关于现在和未来事态的清晰图画。危险就是生命本身，生命就是战斗。这里响起了柏拉图的绝响：伟业在于冒险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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