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昆德拉一向都是那种很聪明的作家，这种聪明不仅表现在小说创作中四两拨千斤化重若轻的写作手法，更表现在对现实和政治形势审时度势的态度上。

　　1968年，前苏联入侵捷克不久，昆德拉刚发行不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被禁，随后也失去了电影学院的教学工作，他立刻意识到在捷克以后的生活和写作都可能无法为继，于是干脆选择流亡，远去法国定居。事实上，在面对极权统治和审查制度时，我们有权选择离开或留下，这两种态度都无可非议。昆德拉选择离开，还有很多作家选择了留下。但是对于昆德拉来说，他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地面对这种生活状态吗？

　　某种程度上，昆德拉在法国一直经受着一种内心的煎熬，他能够通过创作去控诉和揭露捷克被前苏联侵略占领的真相，用这种方式化解他内心无法与他的同胞和同事同甘共苦的负罪感，但是内心的原罪还是无法消失。国内批评家对昆德拉十分憎恶，因为当昆德拉获得最高世界声誉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正处于和极权体系作艰苦斗争之中。当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流亡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协同作战，经历各种各样的艰辛时，昆德拉却远在巴黎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

　　我们现在读到昆德拉的作品中有法语，也有捷克语的作品，换句话说，昆德拉在写作的时候选用了两种语言，姑且不论孰优孰劣，但是其中彰显出的还是一种聪明现实的文学策略，双语写作，面向不同的读者和大众。但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昆德拉在《相遇》中提到了一个讽刺的例子，大作家纪德编选诗选，没有收录米沃什的作品，因为觉得米沃什的诗歌不值一提。这点惹恼了昆德拉，他颇有讽刺意味地说，米沃什的诗确实不属于法国，他保留了波兰语的根基，“逃到法文里，宛如躲入僻静的修道院里。就让我们把纪德的拒绝当成某种高贵的做法，为的是保护一个异乡人不容侵犯的孤独：一个永远的异乡人”。

　　“一个永远的异乡人。”昆德拉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自己。这是昆德拉的尴尬，一个流亡者的尴尬，他已不是捷克作家，也不会是法国作家，他只能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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